唐代艺术中的青金 青金知识大全
摘 要：青金是一种带有强烈异域色彩的物质，并与佛教艺术有着解不开的“因缘”。在中国早期的宗教壁画中，经常可以看到青金颜料的使用。不过到了唐代，青金的使用开始明显减少，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民族色彩心理对外来色彩结构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是本土色彩观念对外来宗教色彩观念的胜利，也是唐代世俗精神的一种视觉呈现。
一、“青金”名称实考
从矿物学上讲，青金为方钠石的蓝色变种，是一种不透明或半透 明的蓝色、蓝紫色或蓝绿色的准宝石。青金非常稀有，世界上只有阿富 汗、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有此矿产。青金的英文名称为Lapis Lazuli，lapis在拉丁语中有“石头”之义，而lazuli为中古拉丁语lazulum 的所有格，此字又源于阿拉伯语lāzaward，最早可追溯至波斯语中的一词。
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在《石雅》一书中考证认 为，中国古代所说的“琉璃”、“金碧”、“金星石”、“瑾瑜”皆为青金； 法国学者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认为“绿金 精”就是青金；[1]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认为， 唐代的“金精”以及元代所说的“兰赤”都是指“青金”；[2]美国学者 爱德华·谢弗（Schafer，Edward H，1913-1991）认为青金的古汉语读音 是“sjet-sjet”，故其音译名“瑟瑟”即指青金。这种观点的多样性，也 说明青金在中国古代的称谓是非常复杂的。由于古人对矿物的辨别往 往意在其色而不在其质，同一名称在不同语境下所指可能完全不同。因此，简单认为某一古代名称一定指向某种物质，是与中国传统的事物指 称习惯不太符合的。不过，我们一般比较肯定地认为，古代所说的天青 石、璧琉璃、绀琉璃均指青金；而金精、琉璃、瑟瑟等概念在特定的语 境下也指青金。
二、青金的象征内涵
唐代青金石
图1
《石雅》有云：“青金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 星之丽于天也。”[3]古人常尊青金为“天石”，以象征皇天的威严与崇 高。不过，将青金纳入中国封建体制中的象征物应该是很晚的事情，如 明清两朝的帝王才比较看重青金。据《清会典图》记载，在天坛圜丘 的祭天仪式中，皇帝所佩戴的朝珠及朝带上即饰以青金，这无疑是对 “天象”的隐喻。
青金在中国的出现最初是与佛教艺术的传入密不可分的。在佛教体系中，青金属于“七宝”之一，其色相是对佛之威严的象征。在佛经 中大量存在的“绀琉璃”、“琉璃”等宗教意象，即常常指向青金。我 们可以在佛教艺术传入中土的第一站——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找到大量青金色相的完美呈现（图1），在这些青金渲染下的冷色逼人的画面 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那种异域精神特质。
其实青金之所以被赋予一种抽象的精神价值，是与该物质本身的 视觉属性分不开的。青金的色相是一种纯度很高的蓝色，艳丽和纯粹， 具有很强的视觉穿透性，能够轻易将人的眼睛和心灵捕捉起来，或许正 是由于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青金才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内涵。
三、唐代艺术中的青金——以敦煌为例
在敦煌地区的彩绘艺术中，青金的最早发现是在佛爷庙湾西晋时期 的画像砖墓里。在北朝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青金的使用已非常普遍， 此后一直到隋代的壁画中都可以经常看到青金的大面积使用（图2）。不 过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这种蓝色在壁画中似乎“退隐”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色相暗淡的绿色调。敦煌壁画这种色彩结构的转变，具有重 要的文化寓意。我们知道唐代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时代，这种世俗性使 得佛教艺术往往借宗教题材演绎现实人生，青金的退隐正与这种世俗 精神的高涨有关。
唐代青金石
图2
一般而言，在外来宗教艺术的本土化过程中，最先可能被改写的往 往是图式特征，色彩结构不会马上发生改变，因为色彩本身不直接涉及 文化理解的问题，其背后被赋予的象征内容，以及由色相本身所引发的 心理导向，要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之后，才能会被民族性的文化 心理觉察到，然后经过本土色彩观念的筛选，完成对原初色彩结构的最 终“取舍”或“改造”。青金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物质本身的稀有， 而在于其独特的色彩特征容易把人带入一种宗教情境或形而上的玄想 之中。就物理层面而言，蓝色光在可见光中波长最短，因此带给人一种 冷静的感觉，这一波段的可见光也最容易发生散射，所以晴朗天空的色 彩就是纯净的蓝色。其实，在自然界的事物中，除了少数植物的花是“蓝 色”之外，人们很难找到“蓝色”的客观对应物。因此，在人类色彩认知 发展的初期，尤其是“物色不分”观念的支配之下，蓝色非常容易将人的 情感和心理导向虚无缥缈、不可企及的“天空联想”中去，这也许就是蓝 色与佛教中的冥想以及不可触及的
彼岸世界建立了某种内在联系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今天的藏传佛教艺术中，我们依然能够明显体会到青金 石的这种深在的宗教隐喻功能。
然而在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青金对人视觉心理的“冷缩性”导 向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宗教性隐喻，显然都是与当时激昂奋发的世俗精神 不合拍的。青金颜料在唐代敦煌艺术中的退隐，所折射出来的正是一 种世俗精神的胜利。
唐代青金石
图3
上文提到，在唐代的敦煌壁画中，与青金的“蓝色调”退隐相伴随 出现的是一种“绿色调”的涌现（图3）。与蓝色不同，绿色在自然界可以 找到广泛的客观对应物，如人和动物赖以生存的植物环境就是绿色的。 绿色自中唐开始就成为敦煌壁画中的主色调，到五代、宋以后，敦煌壁 画的色彩基调几乎全成了绿色。绿色的大面积出现，在整个唐代艺术中 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不管是在色彩名称、服饰色彩、还是 在陶瓷或建筑的用色上，绿色似乎都成了唐人处理冷色调时的首选。关 于这一点，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的一段话正值得我们参考：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在唐朝建筑中使用青金的记载，这种情况 或许可以归结为中世纪文献传写过程中的偶然失载。在有关唐朝皇宫的 记载中，也没有见到与见于汉文史书明确记载的东罗马的天青石柱类似 的饰物。这种现象的确使人十分感到惊奇。因为天青石是很适合建筑使 用的材料，尤其是适合装饰象征宇宙的建筑物……天青石在波斯建筑中 所起的这种象征性的作用，并没有在中国本土上重演。唐朝曾经力图重 建带有天蓝色穷顶的古代‘明堂’——天子举行大典的庙堂，而这应该 能够促成天青石在建筑中的应用。据此推想，我们相信天青石在当时已 经在建筑中得到了应用。[4]
谢弗难得发现唐代建筑没有使用青金，也认识到青金具有“象 征宇宙”的意义。不过，他对中国唐代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唐 人“宇宙观”的陌生，使他最终得出错误的推断。
四、青金的来源
关于敦煌艺术所使用的青金颜料，中外一些收藏或科研机构都做 过相应的科学分析。如美国的罗瑟福·盖特斯（Rutheford J.Gettent）分别对从阿富汗所获壁画断片，以及由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 购回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断片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发表了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两个石窟所用蓝色颜料均为来自阿富汗地区的青金。[5]此后， 在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上发现的蓝色颜料也是青金；而一项以阿富汗 青金为标准样品并针对敦煌壁画的青金颜料进行的比较研究也表 明，敦煌壁画中的青金颜料全部来源于阿富汗地区。[6]由此可以推断， 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亚洲石窟中的青金颜料，最终应该都来自阿富汗 地区，准确的说是来自阿富汗的巴达克（又译作巴达赫尚）地区。该地区 自古就以盛产青金而出名，如章鸿钊在《石雅》中有如下记载：
“至公历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西人马哥孛罗氏 （今译马可波罗）于阿富法东北巴达克山之考噶羌（Kokcha）谷中，见古时 凿玉遗迹，其岩为白灰石，土人率火其石，以锥锤碎之，而青金出焉。”[7]
这里描述了当地人获取青金的方法，与《新唐书》和《大唐西游 记》所载“琢石取金精”的方法非常吻合。如《新唐书·西域列传》在“吐 火罗”条下记载有：“俱兰……出金精，琢石取之。”[8]“俱兰”，史书又作 “俱烂那”、“屈浪拏”等，即在今阿富汗境内科恰河（Kokcha）上游的库朗（Kuran）。该地区的青金在很久之前就广泛输送到两河流域，如早 在4000年前，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城市乌尔就成为阿富汗青金的买入和 转出市场。到唐代的时候，这种商贸活动变得非常普遍了。当时的东罗马 帝国即掌握着相当一部分青金交易的市场，《唐会要》记载它向唐王 朝“进贡”的物品中就有青金。[9]
敦煌艺术中所使用的青金颜料，可能是从于阗市场直接流入的。 于阗作为西域五大重镇之一，当时也是重要的宝石市场。《新唐书·于阗 国传》记载德宗曾经派遣内给事前往于阗购求玉器，在带回的物品中就 有“瑟瑟百斤”，即为青金。因此，虽然青金的亚洲产地在阿富汗，但 其西域市场很可能是在于阗。
除了石窟艺术之外，在中国境内的不少出土文物中也有青金的发 现，如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砚盒，东魏、北周的金戒指，以及隋代的金项 链上都发现有镶嵌青金等[10]，相关研究表明，这些文物上的青金饰 品也均系异域传入。
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华侨大学 > 王冬松 WANG Dongsong）
注释
[1] （美）爱德华·谢弗 著，吴玉贵 译：《唐代的外来文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劳费尔 著，林筠因 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章鸿钊：《石雅·宝石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7。
[4] （美）爱德华·谢弗 著，吴玉贵 译：《唐代的外来文明》，293～29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日）山崎一雄：《西域壁画の颜料について》，31～33页，《美术研究》，1960（3）。
[6] 王进玉：《中国古代青金颜料的电镜分析》，25～32页，《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7（1）。
[7] 章鸿钊：《石雅·宝石说》，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宋）欧阳修，宋祈 撰：《新唐书》，62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宋）王溥：《唐会要》，17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王进玉：《中国古代青金的应用》，65～68页，《中国宝石》，1993（4）。